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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方萍
唯有形成全民“较真”的社会氛围与无处遁形的制度高压，才能真正让骚扰营销无处立足，还通信空间一片清朗。
日前，男子起诉银行骚扰电话获赔5000元冲上微博热搜。因不堪忍受某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持续的电话营销骚扰，一番拉锯后，上海市民胡先生（化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法院调解，银行当庭道歉并事后赔偿了5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胡先生希望以此案激励更多人向骚扰营销“较真”。
上海市民胡先生因不堪忍受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的持续电话营销骚扰，历经诉讼拉锯最终获赔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事，引发社会热议。这一案件不仅为饱受骚扰的消费者提供了维权的样本，更折射出一个尖锐的现实：在骚扰电话多发的当下，杜绝营销骚扰不能仅靠消费者“较真”，而需构建企业、监管、技术等多方联动的治理体系。
消费者单枪匹马维权，成本高且风险大。胡先生的胜诉鼓舞人心，但其背后是漫长的时间成本与举证难度。骚扰电话的匿名性、隐蔽性使得溯源追责困难，消费者需耗费大量精力记录通话、保存证据，甚至面临企业“踢皮球”的推诿。更普遍的情况是，多数人面对骚扰电话选择默默忍受，或仅通过拉黑号码被动应对。这种“沉默的多数”与“较真的少数”之间的落差，恰恰暴露了个体维权在系统性骚扰面前的无力感。若将治理责任寄托于消费者的抗争，不仅不公平，也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
企业主体责任缺失，是骚扰电话屡禁不止的根源。银行、电信运营商等机构既是电话营销的受益者，也是骚扰行为的帮凶。部分企业为追求业绩，纵容外包团队以“狂轰滥炸”的方式进行推销，甚至将客户个人信息与营销业务捆绑销售。即便在胡先生案件中，银行道歉赔偿的背后，其电话营销机制是否真正整改仍存疑问。企业若不能从内部切断骚扰电话的利益链条，建立严格的客户信息保护与营销规范，类似事件只会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
监管与法律需织密防护网，增大违法成本。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虽对骚扰行为有约束条款，但执行层面的模糊地带仍存。例如，骚扰电话的认定标准、处罚力度与企业责任划分尚不明确，导致部分企业钻空子。此外，监管部门对运营商、营销机构的技术拦截要求与处罚措施未形成刚性约束，使得骚扰电话的灰色产业链得以存续。唯有通过细化立法、明确惩戒标准，并赋予执法部门更强硬的监管手段，才能迫使企业不敢越界。
技术赋能治理，构建智能拦截屏障。骚扰电话泛滥的背后，是技术手段的滥用。运营商与互联网平台应利用大数据、AI识别等技术，建立骚扰电话自动拦截系统，对高频呼叫、异常拨号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与阻断。同时，完善号码溯源机制，使每一通骚扰电话都能被追踪到源头责任方。技术不应成为骚扰行为的助攻，而应转化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利器。
胡先生的胜诉，是消费者维权的星星之火，但要让这火势燎原，需社会各方共同添柴。企业需以自律筑底线，监管需以铁腕立规矩，技术需以创新破难题。唯有形成全民“较真”的社会氛围与无处遁形的制度高压，才能真正让骚扰营销无处立足，还通信空间一片清朗。
来源：人民法院报
(责编：马昌、李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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