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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5 1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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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安徽淮南
重大的转折 不灭的辉煌
一一八十六年前的遵义会议及前前后后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重大错误而召开的极其重要的会议。
然而，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而往往要经历一番曲折才能得以贯彻。即使遵义会议后也是如此。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4次会议，其中最后一次是于1935年3月召开的苟坝会议。
在苟坝会议上，与会的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叶剑英、刘少奇以及军委纵队司令员、政委等20多个人都要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最后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为了说服大家毛主席甚至用了“不听就不干了”的激将法也没管用，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半夜又拿着马灯去找周恩来。最终改变了大家的想法，又一次挽救了红军的全军覆没。这条去找周恩来的路，就是现在著名的“主席小道”。
苟坝会议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从而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和对红军的指挥权。此后，毛主席率领全国人民将革命不断引向胜利！
附：遵义会议前后的八次会议分别是：
1934年12月12日的湖南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8日的贵州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的贵州瓮安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
1935年2月4日至5日的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6日至9日的云南扎西会议。
1935年2月15日至16日的四川古蔺白沙会议。
1935年3月10日的贵州遵义苟坝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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