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大水

霜晨

               一九六九年大水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一九五四年的洪水特大，但因当时年幼，再说也不生活在这边，所以那水究竟大到什么程度自己无法想象。于是就觉得一九六九年夏天那场大水特别大。
        三十年前，好象在七、八月份期间，我于下放地回到白湖农场一大队的家中。没过几天，天就象漏了一样下起了连续不断的倾缸大雨。很快就传来消息，所有出农场的道路均被大水阻断，回下放地已无可能，只好猫在家中等着。每天看着父亲与众多管教干部、看守部队指战员忙忙碌碌地组织犯人上圩堤防汛。
        白湖农场的圩堤是五十年代末开筑的。那堤可真叫长，方圆足有百把两百华里之多。虽然不算大湖，但开垦前，湖中莲藕鱼虾义不容辞地滋润着历朝历代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同样呈现一派烟波浩淼之色的湖水更是责无旁贷地调节着当地的气候、浇灌着周边的万顷良田。原先腰子形的白湖被开垦后，中间被两条平行的穿湖大堤隔成东、西两个大圩。东大圩于1957年下半年起先行开垦。当两半边湖水先后被排尽后，两条穿湖大堤之间就形成了一条长约20多华里、宽约二三百米的笔直的主干河道。在主河床的两侧各有宽40米左右且直抵堤脚的平地，上面栽着数排杨柳树用于水大时防浪。河的北头出口经兆河与巢湖相连，南头出口经塘串河、缺口镇再流入一条我不知其名的河后汇入长江。
        在圩堤上防汛的人们忙碌多日后，仍不见雨停。为安全起见，总场命令将全体干部家属、孩子转移至位于总场后面的守卫部队的驻地。
        父亲他们在圩堤上已连续多日没回来，各家的一应事务全由家属们操持。一天晚饭后，家属们接到了转移的命令。我帮母亲捆扎好各种行李物品，然后在两劳人员的帮助下与弟妹们连夜冒着大雨转移至穿湖大堤上临时搭建的黑沽隆冬的小窝棚里。此后整整一夜，龟缩在窝棚里的我们听着外面大堤上人们的穿梭来往声、令人恐惧的撕布裂帛般的风雨声和惊涛拍岸的轰隆声，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一颗颗悬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只有漆黑的堤顶上人们惟一用来照明的晃来晃去的无数电筒光给人许些安慰。在又冷又饿又怕中，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时分，走出窝棚一看，只见除了我们所在的东大圩的穿湖大堤及与其平行相对的西大圩的穿湖大堤露在水面上外，四周一片泽国汪洋。两堤之间的河水已与圩堤平齐，高出堤内多日积蓄的尚不深的雨水约四、五米之多。用于防浪的杨柳树只露出一点树冠在水面上随风逐雨摇弋。狂风掀起的浪涛不时打在圩堤上人们的脚踝上。为了防止大水漫进堤内，犯人们将在堤内水中捞起的淤泥放在木排上稍许沥水后即堆上堤顶靠外一侧，上面再罩上塑料薄膜、压上石头或土块以减小浪涛对圩堤的冲击力度。这种后堆的底宽、高均在一米左右的小堤被称为“子堤”。后来我在江南多次参加防汛时，大水离堤顶斜距尚有两、三米之遥时就已觉得十分危急。再看当时白湖的圩堤，堤面、堤脚宽度分别约有5米、50米。加上基础是用采自当地一座名叫“梅山”（传说曹操“望梅止渴”的典故就出于此地）的无数大石头打成，堤的外侧还铺上了“大片”石并用水泥沟缝以防止水流将泥土冲走。因此用“固若金汤”喻之毫不为过，难怪平堤顶的洪水也奈何它不得。
        次日上午，全部“逃难”的妇女、孩子及生活用品被大队的帆船送往总场后面看守部队的驻地，正式开始了“难民”生活。
        数日后，由于大水仍不见退，遵照省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将西大圩炸开蓄洪。至于为何炸西大圩，那是因为西大圩后开垦，炸开它其财产损失比炸东大圩要小，并且面积比东大圩大而蓄水多。堤坝被炸开的当天，我正好回东大圩的家中拿东西，就见对岸西大圩堤坝被炸了个三、四十米长的口子，汹涌的洪水如狮吼虎啸般向着西大圩内狂泻而去。正在这时，突然听见一艘正路过决口附近的帆船上的人狂叫起“救命”来。定睛一看，只见那船正被湍急的水流逐渐吸向决口处。可以想象，若被吸入急流，肯定是船毁人亡。只见他们慌忙将铁锚放入水中，但无济于事，眼看着那船渐向决口处靠近。于是拼命地大声呼救，还脱下白衬衣向岸上猛挥。无奈这时西大圩已开始蓄洪，水位稍退，故两边圩堤上大部防汛人员已撤离。任凭船上人呼天抢地的喊叫也无人能帮上忙。再说即使有人，赤手空拳又能怎样？不得已，船上人只得自救。只见他们每人手上一支篙，拼尽死命将船撑住，不让它驰向决口处。经二十多分钟的僵持，船终于脱离险处、安然驶去。岸人的人都为他们庆幸不已。
        西大圩炸开后，可谓一片狼籍。听去过的人说，尚未倒蹋的屋顶上栖着无人收管的牛、猪、鸡等在哀嚎，漂在水面上散发着腐臭气息的禽畜们的尸体上则趴满了苍蝇；鹅、鸭们虽然会水，但也因无食而饿得嘎嘎乱叫；水面上到处漂着已成熟的冬瓜、西瓜、南瓜、稻草及各种来不及搬走的大宗竹、木器等物品；还有仓库中来不及抢运的大量稻谷、棉花、菜籽等被浸在水中……。
        就是那么大的水，且所有通外界的道路均被阻断，竟然还有少数犯人趁乱逃跑。但也由于道路不通，逃跑者只好自行返回。更有甚者，犯人中有一些顽固不化的还是趁人不备做些泄愤的事。当时水大雨大，取不到干土加高堤顶，只能临时从大堤背水的一面取少许干土使用。有一回，我正走过一处正在加高的路段。就见一个单独做事的犯人用铁锨将本应用于加高堤顶的土狠狠地往堤内的水中抛去。边抛还边恶狠狠地咕哝着什么。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不服管教并幸灾乐祸者。当时若有管教人员在场决少不了一顿训斥，重则予以必要的惩罚。
        当时我们住在部队驻地，生活全由总场安排，尽管住的是临时搭建的大帐篷，但能避风雨，开饭时只需拿饭、菜票到食堂买来就是。那时没有冷饮，连最普通的冰棒也因发大水而不可能享受，我们只能用醋兑上井水代替冷饮。比起我们来，当地农民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我们撤离大圩前往总场的途中，只见农民们拖家带眷、肩挑手提着简单的物品，有的还挑着用作柴禾或床垫的稻草，自行寻找当时还不知道在何处的栖息之所。当时我想：我们遇难处处得人帮助，而他们只能靠自己；如此大水不知何时能退；那一小捆稻草又能烧上几顿饭食或用作床垫时又如何抵御深夜的风寒？比起他们，我和许多人都觉得非常幸运和知足。
        那场大水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才退尽，我们这些“难民”也在部队驻地大约住了一个月左右才回到原先的家中开始了重建家园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

宛陵虎

难忘岁月

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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