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非昔比一一不同年代的学生下乡

霜晨

                     今非昔比
                             一一不同年代的学生下乡
        
        最近一段时间，多家电视台播出同一类型的电视剧，即大学生到农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体验农村生活的同时，当村官，特别是到不发达地方当第一书记。比如CCTV1播出的根据报告文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花繁叶茂》等。
        这让人想到五十年前全国数千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到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练之事。
        与后一种下乡不同，五十年前知青下乡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文革期间连续积压的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其中除六六届外，六七、六八届分别只上了两年和一年课程），在当时情况下，既无法继续升入高一级学校，也无法在城市安置，更不可能散放在社会上。那么只有象当初闹革命时一样，由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纳这部分人。现在看来，当时党中央毛主席的这项决策是英明的。尽管这部分人吃了很多苦，但经受了一生中难得的历练却是难得而又珍贵的。并且与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广大农民比起来，那几年里的苦又算得了什么？何况那时新中国才成立20年，各方条件都很差，这代人不去农村又能去哪？
        其次，那个年代知青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即学生在学校里学的是书本知识，对于社会上的知识，劳动技能，锤炼吃苦耐劳精神等则必须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观点，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每一次的往复，都将人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那个年代，知青到农村，除少数当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部分被招入伍当兵）外，大多数是与社员们共同从事艰苦繁重的农业劳动，用汗水冲刷心底的私心，铸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中部分人还以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撼地动天的人生壮歌。比如1969年为扑灭安徽黄山茶林场山火牺牲的11位上海知青，1969年在黑龙江为抢救洪水中集体财产而献身的金训华，1970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同样为抢救洪水中集体羊群而告别人生的张勇等，都不愧是一颗颗闪光的珍珠，铺就在祖国的大地上。
        七十年代有一首朗诵诗《张勇之歌》就是那一代人中烈士的写照：呼伦贝尔大草原啊，马头琴声声动天，把一曲毛泽东思想的凯歌四方传遍。克鲁伦河的流水啊，激浪翻卷，把英雄乌恩淇深深怀念……
        第四，那时大多农村条件很差。稍好点的，知青去了有房住，有床睡；差的住生产队仓库、牛棚，睡草铺；上海知青不会走狭窄、雨天泥泞的田埂小道；有的做饭不会用柴禾烧土灶；有的锅里忘放水就烧火，待揭开锅盖发觉锅底已通红，赶紧倒入冷水，嗞啦一声，一团白烟冲上屋顶，再细看生铁锅已开裂，水流直入灶膛；从坛子里抓出爬满蛆虫的腌菜洗净再吃：为节省时间将青菜放在饭上一锅熟：将木澡盆反扣在地上当餐桌；严冬里用生产队特许的柴草偶尔烤个火或将澡盆放在火旁趁机洗个澡；夏日里双枪凌晨两三点钟下田拔稻秧，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歇工，其时最盼望的是来场暴雨，那样就能美美地睡上一天饭也不用吃，就能缓解一下酸的腰、疼的腿、疲乏的全身；在拔秧或插秧的水田里，什么青蛙、蚂蟥、蛇、鱼、在蟹产地的蟹都能碰到，不过最好什么也碰不到，否则总是提心吊胆；每次干完水田活，两手上的淤泥味要等这活结束多日后才能洗净；最最开心的是集体到别处兴修水利（开河），其时腌菜就大米（由生产队带）饭可稍许放开吃；年终决算的寒夜里，每户一人吃生产队公饭更是一种极好享受；过年时全队社员轮流请客，等你快吃饱时会突然有一大碗猪肉带饭从背后扣到你碗里，叫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好；1969年下乡第一个春节，早上吃了煮山芋到大队排节目，无意中被人知道，大队立即发动全部生产队为我们捐了两稻箩年货；有时来了多位同学，没有菜，七角三分一斤的猪肉更吃不起，于是就先借上社员家的挂面下一大锅，一伙人吃得比山珍海味还要香上千百倍……
        第五，那时，农村条件也参差不齐。有幸插队到有林场的大队或生产队会令别的同学羡慕不已，因为那里的劳动量比种水稻轻多了。那时许多生产队干一天活只值几分钱。我与另一同学所在生产队一个整劳力一天就只挣8分钱。所以那儿每到年终决算，绝大多数家庭超支不足为奇，我们好在有父母支持，而社员们只能在生产队预支粮食，此谓寅吃卯粮。我们可享受到生产队草堆上拔稻草作柴禾之待遇（稻草只用作喂牛和盖房用）而社员们只能由妇女、儿童到野外锄趴根草晒干后作柴禾。
        正因如此，在听说将有知青要被分配到所属银岗大队来，后来我们听说，我们所在的铜山生产队向上级提出不要知青。可是上级安排，只能接收我们这两个给社员们加重负担的人。原因可能是这个队小，只有10来户人家不足100人。同时，还将我们安排在生产队夏会计家，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他必须为群众作出榜样。
        1969年末，生产队集体出工，用国家补贴给我们每人220元钱和0.3立方米木料为我们盖了3间草房。社员们的情谊让人永远忘不了。
        第六，1969年初我们刚到农村不久，正值中共九大将于4月召开（4月1一24日）前夕。为了扩大影响，也为树立林彪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之权威，全国上下迎接九大召开的各类活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于是我们这些被社员们视为除农活外无所不能者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一组织文艺宣传队，为九大召开大造声势。
        好在此前的1967至1968大半年，我先在被誉为庐江乌兰牧骑（〇〇年代《安徽日报》“庐江有支乌兰牧骑”）陶月恩导演手下，后在学校老三届文艺宣传队打下的基础，于是在农村大展了一下编、导、演的身手。
        那时每逢年节或毛主席经常有“最新指示”发出，我们即白天带晚上，以最快速度拿出节目在全公社范围内巡演。总共近百个节目轮番上台分别向领袖和广大群众表达忠心和恳切汇报。
        这样一来，我们这群人就比社员们在田间辛苦劳作的时间要少得多。
        如果说那个年代初高中学生下乡主要从事体力劳动，那末半个多世纪后的大学生下乡，形式上虽然相似，但已不是同一层面上的相似。今天的大学生下乡是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在更高科学层面上取得更大效益的举措。这彰显着时代的变迁及对劳动者的更高要求。
        然而在建国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际，当代大学生下乡率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用科学知识改变“三农”面貌，说明中国农民的致富路走的是多么艰辛与不易，更表明当代年轻人肩上的担子重之又重！
        回首往事，不由人心潮激荡。再看今朝，我们的脚步与时代同行，我们思想的翅膀永远翺翔在祖国的蓝天绿地间，憧憬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