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年前去北京

霜晨

              五十二年前去北京

        五十二年前的11月26日，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了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一天(27日是第二天)。
        1966年11月前后，我们庐江中学的学生分别结伴外出大串联。
        11月13日，我刚生病痊愈，随赴庐出差为大队门诊室购药(农场的马车)的父亲回到了学校。刚进校，就有同学邀我一起赴京串联。我随即赶往父亲住的庐江饭店，说明情况，父亲给了我20元钱。随后回校打点简单的行装，头戴一顶旧军帽，腰扎仿军用皮带，身着蓝卡其上衣，脚蹬仿军用球鞋，背上被包，一伙近十个人到了汽车站。
        刚到车站门囗，就听大喇叭里说:为了大力支持红卫兵小将外出串联点革命之火、取革命之经，我们安排红卫兵小将首先乘车，然后是军人或出差人员、老弱病残者，最后是一般旅客。看着除我们外的旅客们无奈的眼神，我们对这种优待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汽车到合肥，由接待站安排到一所中学住了一晚，14日较为顺利地乘上了到蚌埠的火车。在蚌埠住了两晚，16日清晨，冒严寒到火车站办乘车证。在人山人海中由其中一人花数小时终为同行者办妥。
        蚌埠站与合肥站相比有天壤之別。这里人挤人，路都走不起来。每进站一趟车，人群即如潮水般湧上，大多数车门不开，开的也只是为零星下车的几人，而此时下车者的路早被欲上车者堵得严严实实。只待下完那几人，上车者即展开拉锯式的持久搏斗，方有少数几个幸运者能上到车门，然后紧挤在门囗动弹不得，当列车员欲关门时则极为困难。偶尔有车窗开启，即有人趁车上人不备，迅即钻入。如此一耽误，列车晚点数小时、十几甚至二十几小时等在全国范围被视为常事。还听工作人员说，此前站内天桥栏杆曾被太多的人群挤断过。
        起先我们还想等一趟能开门的车，谁知从早等到将晚都未能如愿。看到不断有人从难得开着的车窗里爬进去，我们也顾不得什么体面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拟从一个正有人爬的车窗作为突破口。
        待前面那拨最后一个人将爬进窗口时，我们中出两个一边一个将车窗托住，防止被车内人关上。此时我们中另两人将第一个进窗者抬起，待前面人双脚刚缩进窗口，我们这个被抬起者迅速将头伸进窗户，此时里面人想关也关不成。只要进去了两个人，这窗口就被我们控制了。我记得我被前拉后推进窗口后，就横躺在紧挨着坐在地板上人们的头上，根本不用想站起来。此时同伴们要抓紧拉后面人，根本顾不上我。于是我只能求助旁边不相识者:请你们把我拉起来。
        我们中的最后两个托窗户者没能上来，因为车开了。他们只能另寻机会。
        我站起后也站不稳。只见座椅上、靠背上、行李架上、地板上坐的都是人，有的则躺在座椅下。我只能将双脚勉强插进坐在地板上的人缝中，摇摇晃晃地勉强立住，想找个椅背靠一下都难，早被人靠滿了。
        从16日天将晚上车后，火车总是停，等待对方车或快车通过，最长的等一两个小时。至18日凌晨才到北京南边那个站。30多个小时里，吃喝、如厕都不正常。吃喝得趁停站时派人下去买，如厕也尽量下车解决，因为车上厕所里也挤滿了人。列车员烧了开水因无路可走也无法送出。有个人趁停站时拿个大搪瓷缸下车打开水，等回来时车已启动，他想上，但站台上工作人员不允，他倒掉开水也不行，结果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列车远去。还有的人从窗口爬进了车厢，行李还没来及送进来，车已启动，没办法，只能看着行李在站台上渐渐远去。
        长时间站立使得腰酸腿疼，车厢内又闷又热，气味难闻，那种情形令未历者无法想象。
        在极度寒冷且衣衫不足的情况下好不容易熬到下车，我们被军代表带到先农坛体育场等待汽车送往安排好的住处。后因太冷，在负责接待并后为我们军训的军代表提议下，步行十几华里住进了位于南郊的北京橡胶四厂。
        临离校时我借了同学一条棉裤，但一路都没穿。这回有个同学想穿，就让给他了。可是没裤带，他就双手提着裤腰走了10几里路。
        到厂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及部分老师就几十人一拨睡在厂方安排的多处房子里铺有干草的地铺上。有带了被子的还好办，没带或人从火车窗口钻入而被子无法带进的只好和衣而睡或挤进别人被子里。好在门边有一装有长排气筒的煤炉供大家取暖(军代表负责加煤)。
        厂里安排得很周到，工人们在为我们腾出房子时称我们为“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厂里有大澡堂、大会议室有黑白电视、食堂有米、面等饭食，让我们有了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那时的气温很低，夜里手摸到室外晾衣铁丝上，有手被粘住的感觉；风沙也很大，白衬衣领上总是一层黑灰。不过只要不刮风，走路还会出汗。
        在接见前的一周多时间里，我们按连、排、班编制在军代表的带领下每天除了集体学毛主席语录，10人一排每人手举《毛主席语录》进行队列训练外，就是到街头、北大、人大等大学内观看并抄大字报。特别在街头低温寒风中抄大字报时手指头冻得几无知觉也在所不辞。
        其间我们去过军博、劳动人民文化宫、地安门内看泥塑《收租院》等各种展览。还游了北海、景山、颐和园等。
        那时，住宿、乘车、吃饭等都免费(全国一样)，在厂里还有澡洗，还第一次看了几百人合看一台并且只有晚上才有节目的黑白电视。
        尽管北京市区很大，但也同时难容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街道上也是人挨人，人行道不够就走快车道。每当十字路口绿灯亮起，公交车后面跟上一大群行人或骑自行车者，就象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突进似的。
        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当地学生不知为何与另一上海学生争执起来。一说你给上海人民丢脸，另一说你给首都人民丢脸……
        虽然北京地方大，当时人也多，但我们同校的人基本都遇到了。在马路上、公园里、商场内……然后就互相串门，有的还住上一晚。
        接见的头天晚间，军代表开会说，为确保安全，让我们将所有硬物如小刀、钢笔等全留在宿舍。并说如果接见过程中发现手榴弹等爆炸物就应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26日凌晨两三点钟，我们被叫醒，先去食堂吃稀饭、馒头，同行的曹辉老师看我仅穿两条单裤，就向厂方接待部门借了条卫生绒裤。然后我们在军代表带领下排队唱着歌步行前往东长安街。一路上，按平时练习的，每10人一排，互相挽住胳膊，一手举《毛主席语录》本，边行进边有节奏地喊"毛主席万岁"。
        在东长安街集结完毕，指挥部发出开始行进的命令，百万红卫兵按序进入天安门广场。每10人一排的队伍应有几十甚至几百列，我们大约被排在从金水桥算起的十列左右。
        在经过天安门正面时，只见城楼正中只有一人较显眼，其余人都在两边稍远处。那正中的人肯定就是当时的主角，尽管不甚清晰。于是人们的呼声更起劲了，甚至有人热泪盈眶。
        不过十几分钟，就走完了那段当时觉得很了不起的路。随即按指定路线疏散后回各自住地。
        此前，在我们住地，有一独自从兰州坐火车赴京的9岁女孩。接见时因太小，军代表将其扛在肩上接受了检阅。
        此后我们又住了些日子。在12月中旬，响应周总理号召，准备回校复课闹革命。临离开前，我们几人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作为纪念。在南苑一处公路高坡下，为拉板车工人推车上坡。那天推了一上午，终遂心愿。
        离开前夕，厂方为所有人代办火车票。我们到合肥，可没票，只能拿到去上海的票。于是只好到了蚌埠再换乘。吃饭时，食堂师傅问我们一起来的有多少人？回家要几天？我们说10人，要3天。干是给了120个馒头；结果回到学校时还剩许多，有个炊事员喜欢吃，就用饭票将馒头换了去。
        如今这一页已翻过去半个多世纪，这绝无仅有的情形是历史长河中一朵极细微的浪花至今仍被定格在记忆之中。

蓝蓝

变化大了我的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