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中的白湖（续四）

霜晨

              梦中的白湖（续四）

        白湖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是老革命。刚开办时的老师都是从干部中挑选的高学历者，后来又陆续从皖南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等高校分配来一些。
        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刚开始恶化，因学校有师资，所以我们与全国各地一样，升入初一后仍如五十年代那样开了俄语。
        刚开始我们在场部食堂吃饭。如果那天有青菜豆腐以上的好菜，进食堂时就得从守门人手中领一根竹牌，然后凭竹牌才能买一份难得的好菜。
        刚开始，我的粮油关系在一大队家里，在场部食堂吃饭，就得用大队饭菜票在大队食堂换成场部(场部干部到大队办事时用场部饭菜票在大队食堂吃饭，过后再凭此饭菜票换回粮油）的。时间长了，场部食堂发现象我这样的大有人在，就采取经常更换饭菜票的办法以杜绝我们这类多占他们油（每一人每月4两）的投机行为。于是，某一天饭菜票突然换了，那一天就吃不成饭，只能饿着。如还没到星期六，就先借别人的对付一下。
        我们升入初一后，学校搬到了场部后面的米厂。小学的教室在一排平房里，初中班则在与之成L型的朝南的草房里。而我们的宿舍则在小学教室后侧的披舍里。阴喑潮湿、仅四五平方的狭小空闽里摆了3张床，挤住着四五个人(有的是两人合睡一床）。
        那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困惑是吃不饱。有一次看到场部大礼堂后台堆了许多花生饼，我们拿起来就吃；有一次在学校菜地里种花生，我们悄悄抓了些已拌上杀虫药“六六六”粉的花生米，在河里洗净后吃下；收花生的时节，许多带藤的刚收回的花生暂放在学校一间房子里，我们用竹杆绑上小木钩，将其拖了一些出来，下晚自习后在披舍里用罐头盒煮着吃，那回正好被生物兼体育老师徐成顺巡夜撞见，他只说你们可要煮熟了再吃，我们请他也吃一点，可他谢绝了，然后就走了。
        那时就盼着星期六下午步行回到十几华里外的家，那样就能饱吃一顿。可是每次回家，一下吃过了头，又胀得难受。可是到了下一次却还不吸取教训。
        有一次，我与另一同学偶尔见食堂售饭、菜窗口外地上有别人掉的饭菜票，于是每到吃完晚饭后，我俩就不走，趁黑在地上摸饭、菜票。这办法很有效，多数时候都有多少不等的进帐，然后两人平分。在那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如此混时日说出来也就不怕难为情了。
        自1959至1960年是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光。不仅连续3年自然灾害，更有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逼我们国家在斯大林时期曾给我们的无偿援助转换为必须偿还的债务。
        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就是在那种大背景下直至文革期间，中国的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等在粮食、饮水都极难保证的情况下，硬是在青海、新疆的戈壁、沙漠里靠顽强的意志自主研发成功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及必备的运载火箭。
        在我们生活的白湖农场虽说同样很困难，但毕竟还有吃的。所以农场周边农村老百姓，曾有人要求到农场劳改，如此就有吃的了。

和坤

白湖农场，我没去过，但此篇难忘的回忆，实在是老前辈们，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

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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