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校（一）

霜晨

                  我的学校

                     （一）
        
        我进的第一个学校是位于家乡崇明名为新米行镇的新行小学。那是个只有一至四年级的非完全小学。
        1955年9月刚进校那天，早晨的阳光透过朝南方向的教室玻璃窗户映在黑板旁的白墙上，显得十分敞亮、耀眼。
        那天妈妈将我送到学校，我即被老师引导到每张可坐6个人的长条桌后的长条凳上坐下。此后每走进一名几个人都认识的新生，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同时打招呼。于是有不认识的同学就发出惊讶带羡慕的声音：咦！伊得还宁得个喏（他们都认识的）！
        这个学校好象创办于前世纪末上世纪初全中国大办新学之时，以效仿西方国家办学理念，故被当地人称为“洋学堂”。创办人是当地一沈姓大户人家。
        这个学校仅有呈L型的两排平房，L连接处朝南方向的前半间是全校仅有的两个老师的办公室，阴暗无窗户的后半间则是他俩的宿舍。
        我们这些新生被安排在与三年级同学各占一半面积的同一教室里。教室左侧朝南，由多扇上半截全为玻璃窗户的木门组成；背后靠墙是两张乒乓球桌；买不起球拍，我们就常以写字时用的玻璃垫板或石板（长、宽、厚约20X15X0.2cm，请人包上宽2cm的木边，再用类似粉笔，长10cm左右、直径0.2cm的石笔在上面练字或做算术习题）作球拍在桌上打乒乓球。有时不慎踩瘪了球，就用开水把球烫鼓起来。
        那时我们还玩一种木球。这种体育器材共有两个如学生铅球般大小的木球，两把一米来长的木棰。还按规定数和规定位置在地面上挖几个球坑。
        玩这种球时，先由两个人开始，以锤子、剪刀、布确定谁先开始发球。
        发球时，先用左脚踩住紧挨在一起的两个球，然后手持木棰猛击在右侧球上，右侧球受到重击后则将左侧球弹出（右侧球仍被踩在脚下），接下来另一人以木棰横推其中一球，使之撞向另一球，并让那另一球滚进球坑。然后另一人也如此操作。如后者也滚进了，由前者再开始。如后者未滚进则输了，到后面排队，让队前第一人接棰与蠃者比赛。其玩法类似康乐棋、桌球或高尔夫球。
        在老师办公室通往一、三年级的门框下挂着一口比大号搪瓷缸稍大的铜铃，在这边上课的老师觉得差不多时对着办公室里那只小闹钟看一下，到了下课时间就拉动铜铃下方的铜坠，发出当当之声，示意另一教室的人，该下课了。
        教室南边是一条西连小镇、东接乡间的大路。教室东头有一个通往后面大院兼操场的大门。大门前的路对面有一间小平房，是两个老师自己做饭的厨房，同时也顺便为离家较远的带午饭的学生蒸饭。
        另一排门朝东的教室归二、四年级共有。房子的北头住着学校创办人的沈家后人。
        两排房子与同样呈L型的两排灌木围成一个长方形的院落，也是学校的操场，设有沙坑、跳高架等。操场东侧灌木丛外是一小泯沟（当地称南北向小河为泯沟，东西向较宽的水道为河）。
        教室门前大路对面是一片紧邻河边的平坦空地，靠近路边不远处是一架滑梯。空地南边与篮球场相连。沿大路朝西不足百米即是名为新米行镇的小镇。镇不大，却被中间一南北向泯沟隔为东市梢与西市梢，东西两部分由一石板桥连接。
        小街与各处古镇类似，中间铺有溜光的青石板路，散发着一股传统气息。西市梢显得较为繁华，什么供销社、联营店（公私合营）、饭店、包子店、中药店、铁匠铺等；东市梢好象仅有一早饭店（烤饼）和两爿剃头店……
        后来我们才知道，两个年级在同一教室上课被称为复式班。上课时老师先给其中一个年级上课，然后布置作业，接下来再给另一年级上课。若按如今课程量，象这样上课，每年级每学期仅有一半时间，怎能完成教学任务？
        当时三年级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我是炊事员”的快板书。反映抗美援朝时一名志愿军炊事员送饭上前线的事。老师在上这课时，多次带他们朗读并加背诵，时间稍长，我就在课后在本年级同学面前背诵。（“我是炊事员，工作在前线，烧水又做饭，日夜总不闲……”）。
        刚上学时经常做折纸（有虚线）手工劳动。有一次作为家庭作业，做一个天安门，第二天上学交给老师。上课时老师拿出我做的天安门哭笑不得。那时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安门？原本应该将城楼两侧的城墙向后折，我却向前折，在城楼前围成了一个院子，可笑至极！当然由于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第二年六一节我就戴上了红领巾。
        1958年大跃进年代，我随妈妈从白湖农场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那时生产队不仅白天组织社员干农活，还经常挑灯夜战（要求深翻土地3尺甚至5尺），老师就组织我们到地头唱歌为他们鼓劲。有一次我的小舅舅也在翻地队伍里，看见我，就赶忙掏出两块水果糖奖励我。
        开始时我们人小，不参加义务劳动。老师只组织我们到已收过的庄稼地里捡黄豆、玉米、麦穗、拾棉花等。老师将这些劳动成果分别打包后，组织四年级部分大同学用几辆小独轮车推到三公里外的向化镇粮站和供销社卖掉。将卖得的收入买了许多小连环画书，挂在教室周边的木条上供大家阅览。
        1958年大跃进年代，农忙时，老师带我们到附近各处生产队义务劳动（拾棉花）。中午就在当地生产队食堂吃饭（那时不要钱）。到后来，学校按上级要求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让学生自带被子晚上在课桌上睡觉，清早跑回家吃了早饭再来。虽如此却也没人说麻烦。
        在小学的西头有一家人家，好象家里有人在上海做事。有一次从他家传来音乐声，下课时间，小朋友们为能远远地看一眼那桌上放着的新鲜物事而已将门框堵得严严实实。听别人说，桌上那用摇把摇上几十圈才能放出声音的物事叫留声机。
        有一次在学校门前路上看到两个相距几十米的人，其中一人面向西，手拿一根上面写有数字的窄长木板，另外一人对着三角支架上那个象是照相机样的东西朝着那块窄长木板远远地看。我往教室去时正走到这看的人右侧，只听他说三点零七，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测量，也第一次知道3.07是小数。
         当时还有几件事至今印象深刻。
         一是有一次我不小心将別人放在桌上的石板碰掉地下打碎了，人家要我赔，可我身上没钱，人家就把石板碎片往我书包里塞，我先不要，后来旁边有人说，你明天赔他一块好的，这坏的应该归你。
         还有一个同学对别人说，她早上在馒头（包子）店吃的馒头。同学问她，你带钱了？回说，我赊呀！
         还有个坐在我们后面的特别调皮的女生，每到上课时，她都将脚从课桌下伸到前面来，蹬在我们坐的长条凳上，我们每次推它下去后，不一会又蹬上了。告诉老师，拉到黑板前站着，可第二天还那样，像只苍蝇，怎么都赶不走。
        有一次，学校门前空地上来了一个由一个人表演的扁担戏。因其所有行头用一根扁担挑起即可游走乡间而得名。
        表演时，表演者坐在一高凳上，高凳下方固定置有锣、鼓、大镲、小镲等；其头部上方是一个状如舞台的小罩子，正对观众一面是个开口。那次看的是《三国演义》中的长板坡救阿斗一段。表演者两手分别套上两个武将的衣服，各以拇指与食指、无名指与小指算作双手，各持一兵器对打，并口中大喊“活捉赵子龙”。同时双脚有节奏地踩、踏、敲、打架子上的锣鼓。竟然一个人将一场类似京剧中开打的武戏喧染得热闹非凡、淋漓尽致。直看得平时鲜有娱乐活动的观众如痴如醉、叫好连天！
        前些年得知，此凤毛麟角之技艺已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传承。
        第一次看电影是在教室后面的操场上。放学后即买好5分钱一张的票，回家吃过晚饭再来。入口处就是教室东头那个大门。
        那回放的是根据柳青小说改编的电影《沙家店粮站》。说的是1947年，在陕甘宁保卫战中，沙家店粮站负责人石得富为确保部队的粮食供应，带着运粮队，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主动到邻区催粮、运粮的事。
        还有一部是《湖上的斗争》。说的是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苏北解放区军民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
        那时上学我最怕迟到。每天只要看见太阳出来半锄把高自己就赶紧出发，饭也没心思吃。若是起得早，就吃了饭再走，若是太阳已出山，来不及烧，就用头天的开水泡玉米面饭，再冲个酱油汤了事。如此每天我都是第一个到校。但还是怕迟到。
         那时还怕打防疫针。每逢打针，知道的小朋友就赶紧提前躲到后面操场边泯沟沿，双脚踩在沟沿近水处，双手紧拉沟沿上垂下的灌木枝，身子悬在水上方，以逃避那可怕的防疫针。有一次为保万无一失，我与另一男孩跑到离学校较远的玉米地里躲避。为咒那可恶的打针医生，我俩还为其垒了个小土包作坟，假装哭起来。
        夏天时我们老家常刮台风。有一个狂风暴雨的早晨，我依然打着老油布伞去上学。
        狂风吹得油布伞东摇西晃，田间的小路打滑不好走，只能踩在路边庄稼地里的草棵上顶风前行。估计快到一条尽头与小路呈丁字状的沟边，我将伞稍抬起看了一下。这一下吃惊不小，右脚已踩到沟沿上，若再往前一步肯定就掉下去了。而在天晴时正常走在路上是不可能掉到沟里去的。
       那天一身泥水第一个到校后，老师表扬了仅有的五六个坚持上学的小朋友。
        还有一次刮台风，在上学路上遇到同学，他一人眼看伞将被刮翻，急得哭起来。我赶紧将自己的伞收起，两人一左一右紧抓伞把，顶着狂风艰难前行。
        每到夏季，只要天晴，去往学校弯弯曲曲的小路中央布满厚厚的面粉样的泥灰。脱了布鞋，赤脚走在没至脚踝的灰土里感觉特好。有时为了更好地享受，放晚学时，小伙伴们弯腰双手捧起泥灰，狠命地向空中扬去，再落下时，各人从头到脚，被洒得活象个泥人，晚上也不知道洗澡，居然也睡得很舒坦、踏实。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大约到了九十、〇〇年代就没了。因为按国家规定，本地将分散、规模小的小学都集中撤并到向化镇上的中心小学去了。可直到如今，我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刻、难忘。